一是立法法规定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名称。

[53]参见前注[10]，吴天昊文。著名历史学者托德（Emmanuel Todd）在其最近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谁是查理？》一书中也进一步申明了这种看待法国政治的特性的视角—-这里，我要重复一下我一直以来看问题的一个模式，我的‘两个法国的理论：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传统的，非宗教的，共和国的法国，比如巴黎盆地，地中海沿岸等区域。

[52]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7]同前注[4],罗桑瓦龙书，第1～10页。每个大的历史阶段又分为若干小的时期。法国的这种政治发展的特点甚至曾被托克维尔概括为一种病症：专制限制政治自由导致人民发动革命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而激进的革命又进一步导致社会对政治产生恐惧，从而为新的专制奠定基础，往复循环。当然，最终其职能依然是综合性的。

对于宪法委员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各方观点也存在着许多争论。[11]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58] 那么，政府为什么不要求盈利项目向失地农民以外的个人开放，这是不是会导致新的不平等？在16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中，政府曾通过征收济贫税予以救济。

基于认识的有限性，我们无法预见无限未来的土地价值。[46] 三、基于法律上平等原则的土地征收补偿方式 在财产方面，由质的规定性所产生的量的规定性，便是价值。[53]前引②，哈耶克书，第526-527页。[36] 然而，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标准，却并没有体现法律上平等。

[17]也就是说，经过修正的现行宪法还原了契合现实社会阶段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为法律上平等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样的物权，仅仅因为权利人的身份不同就采用了不同的价格标准。

摘要:  基于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城镇化中所需集体土地只能通过征收解决。但这些补偿方式是否已经充分？ （一）土地使用权入股 国家所征收的土地多为优质资源，所进行的建设主要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商贸和住宅项目。[47]正因为货币的这一特性，它也就成为土地征收补偿的主要方式。[45]前引②，哈耶克书，第528页。

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34]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确立了人的法律上平等。（三）法律上平等的回应 农民可以入股有稳定收益的建设项目，并非为了追求物质地位的平等即事实上平等，而是为了促进发展机会的平等。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

[16]我国以往宪法追求事实上平等而不是法律上平等，是因为混淆了社会终极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是实行极左路线的结果。货币代表一切东西，但是因为它不表示需要本身，而只是需要的符号，所以它本身重又被特种价值所支配。

本文指出了城镇化中之所以采用征收而非征用集体土地以及补偿不合理的原因——追求事实上平等而不是法律上平等，并努力运用法律上平等对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改革提供对策。此后，我国宪法先后在1988、1993和2004年进行了三次修正，承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私有制等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改革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宣布保护各种不同所有制的财产，允许除按劳分配外基于资本的财产性收入。

[21]参见李震山：《论行政损失补偿责任》，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损失补偿·行政程序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37-138页。应把按期补偿作为补偿方式，补偿期限可以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限确定。恩格斯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生产方式转型的必然结果，[1]具有社会正当性。[29]参见陈莹等：《基于供需理论的土地征收补偿研究》，载《经济地理》2010年第2期。但是，在情况确实如此的地方，它就意味着应当不实施所建议的计划。[2]我国的城镇化是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也属于公共利益。

它反对国家对待人方面有所差异，然而，要保证事实上非常不同的人们在生活中拥有同等的位置，这种差异就是必要的。[10]参见前引①，第205-206、264-265页。

对追求事实上平等的结果——土地这一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和国有化，既没有归还原所有权人也没有还原制度，仅允许农民占有，更缺乏自由市场，[19]无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35]这就意味着，个人之间的差异并不能为政府区别对待他们提供任何理由。

同时，根据该条例第19、26条的规定，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也采用市场价标准。（二）事实上平等抑或法律上平等 城市土地的国有化决定了土地征收而非征用。

补偿期限可以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限确定。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坚持计划经济，并推行了越公越优越的政策，不承认私有制在我国依然存在，把农民土地所有权宣布为集体所有，并取消了法律上平等。然而，对征用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不可克服。土地被征收人选择这一补偿方式的，必须考虑和承担它的风险，即收益有可能低于补偿，甚至血本无归。

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事实上平等即物质利益平等，而不是形式平等即法律上平等。那么有的失地农民有土地使用权入股的机会，有的没有，是否又是一种不公平？土地使用权入股，只是一种机会，且风险自负。

开发、经营公路的公司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筹集资金。如果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加以区别对待，法律上不加以平等保护，则不仅不符合实质正义，而且也不符合形式正义。

[7]参见前引②，哈耶克书，第526-527页。它只能适用于建设项目以公司化运营的情形。

（一）国有土地物权的市场标准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法律制度提出的土地国有化，并未否定经济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同时，2010年宪法性法律《选举法》的修正，则规定了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平等参政地位，[18]为法律上平等奠定了政治基础。即使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未来也可能转为商用，产生土地出让所得。[44][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51]对开发商来说，接受土地被征收人的入股选择应当成为一种社会义务，但有权要求政府支付同等的补偿金。[22]我国现行宪法第15条第1款也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参见黎广：《乌坎事件调查》，载《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月2日。[13]事实平等不同于实质平等。

政府通过征收，以低于市场价的标准获得土地。征用与征收的区别，在于所有权是否转移。